专辑歌曲：
- 感谢 淳 修正歌词
专辑介绍：
“文化光环是件虚假的事，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活其实和一般关在公寓中的人一样，只不过我写歌。”
“我的声音不美，也不准。我之所以唱歌，是因为找不到别人唱我的歌。”
“写了那么多台语歌，卖不出去，还要继续写下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那是我唯一的表达工具。”
陈明章，圆圆的脸上总是瞇着眼地笑，胖胖的，也不太高，总趿著双拖鞋，穿件汗衫，背着吉他，像个流浪汉。谁也想不到，他就是当作传奇的人物，被视为新台湾歌谣的代表，被誉为陈达台湾民谣的继承人。
陈明章从高中时候就开始玩流行音乐，玩得被留级，而大学考二、三年也没考上，于是只好去当兵。后来，还成为一个种兰花的生意人。不过，他大概有些“问题”，放著高利润的兰花不种，却投下心血去做最没赚头的“台湾歌”。写歌几十年，也没有象洪荣宏或叶启田一样，靠歌大卖。他仅以六百元的吉他一把，为电影《恋恋风尘》做配乐，而赢得台湾影史上第一座国际大奖——法国南特影展最佳配乐奖。
他原是玩西洋热门音乐的，他自己说道：“我当初创作时，心中常常不平衡，因为心中常想，早期的台湾歌谣这么好听，为什么现在写不出来，在当时，我玩一些乐器，想着想着就想创作一些动听的台湾歌谣。”“我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，在童年时期又碰上了歌仔戏、布袋戏最流行的年代，每天看每天学，到最后连鼓怎么打都学会了。”“做兰花生意以后，常在台湾四处游走，因此，这块土地的人们我非常熟悉。我走向台湾民谣这条路所用的东西，都是老一辈人说的话、所唱的故事，因此，我都能体会他们的心情，其实他们的心情和我的心情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悲情台湾。”
有一次，他听到陈达唱的《思想枝》时，不自觉地掉下泪水，口里喃喃地念著：“我哪会追得上陈达呢？”陈达那种发自生命本能的创作及歌咏，就如脚下土地所发的芽而长成的树，丰富多彩而又能令人安静、清心。陈明章觉得他怎么努力勃长都是“接枝”的，当他谈到台湾文化受到政体圻伤时，总有深沉的怨意，因此，他选择站在体制之外，与商业体制竞争，拒绝被商品化、庸俗化，在七十年代的政治压制及白色恐怖下，仍然坚持创作能诉说四十年来台湾人民苦痛与悲喜的歌谣。
所谓“现代台湾歌谣”，陈明章并不像其他歌手(如林强、BABOO、陈升等)以西洋的摇滚、乡村歌曲、城市民谣或蓝调为创作类型，而是用传统五声音阶的音乐形式来唱出有现代味道的台湾歌谣。琵琶、唢呐、南胡等乐器常出现在编曲中，即使用了西方的吉他、提琴、竖笛等乐器，演奏出来的乐曲仍然是中国(或者说是台湾)的音乐。例如在《新庄街》中，就用吉他弹了一段南管。此外，他也汲取印度西塔琴及日本作曲家阪本龙一的部分特色，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。这些对于后来的歌手在编曲乐器的选择上，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。
陈明章创作的台湾歌谣，最大特色就是从民间生活出发。不论戏仔、渔夫、农民、妓女、酒徒、甚或是生意人和公务人员，他从他们的生命经验取镜，忠实而生动地反映这个社会。在轻轻地吟唱中，展现的是一个个卑微的人物在面对生命的起伏时，婉然转身的无奈。陈明章的词，优美而富文学性，展示了台湾本土语言的文化美学内涵，如《再会吧北投》：“春夜的北投/是酒意/是回忆/是一朵花沦落的风尘/是三分酒意中的温柔”，简直就是一首台湾诗词。但这也许是陈明章的歌较易在校园、知识分子之间流传，却无法如他所期待的，广为一般平民阶层的人所接受的缘故吧。
陈明章对于“歌”，是非常谨慎的，写一首歌的思考准备期可能长达五年甚至十年，像《竹枝词》就写了八年多。他自己也说：“我写歌的原则就是连自己都不掉泪的歌曲绝不发表。”
因此在《下午的一出戏》、《庆端阳》、《红目达仔》和《竹枝词》等歌中，不论是对台湾文化的流失感到悲哀与怀念，或是更深层的对现今社会遗忘历史、忽视文化的控诉，我们都能找到他歌曲中的感情基础，而不是徒有怀旧、悲欢的形式而已。这样的词曲一面承续了台湾民谣的哀愁特性，一面则超越纯个人式的抒怀诉苦，以更宽广的视野陈述了社会文化与人的困境。
从《抓狂歌》、《现场作品Ⅰ》到《下午的一出戏》，他所有的音乐无不秉持这一贯的理念；在批判的同时，其实是对人性更深的关怀。于是这出戏尽管只有淡淡的情绪、感性而不煽情，留给人的却是最深刻的感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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