トラックス：
アルバムの紹介：
我們沒有選擇生活的權力，我們只是選擇了音樂
——記小河，萬曉利的雙張民謠專輯
像大多數的音樂青年一樣，小河和萬曉利已經在北京停留了很長時間了。雖然之前曾報有做「搖滾明星」的夢想——這個夢想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當初選擇了音樂——現在他們仍然能夠安然自得地接受他們個人的角色，並執著地去接近「音樂」這個夢想。
一個從炊事兵，保安，到另類樂隊的主唱；一個從酒廠的工作人員，到民謠歌手，小河和萬曉利的音樂情節正是隨著現實生活的複雜經歷而愈發成熟。他們同樣是屬於那一批在90年代初被音樂所觸發的年輕人，而今，他們身上不但體現了這一代人的音樂思想體系，同時又更具前瞻性地引領著新一代的藝術觀念。
音樂觀念的轉變實際上也是一個自我認識的過程。「現在的作品更像自己了，以前寫的都有別人的影子，」小河說。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小河的這張現場錄音的唱片差不多是他的個人專輯，對比他的個人音樂和他所在的樂隊「美好藥店」的作品，你會發現更濃厚的個人色彩。正如小河自己所說：「有些歌曲是我在樂隊被他們否定的東西，這個否定並不是說不好，但是大家會考慮這首歌適不適合排，因為有些歌過於簡單，就只有一個音，唱也沒有什麼詞，其實就是一個特別個人化的東西。而且我的音樂中觀念性的東西特別多，有些東西聽上去感覺不是屬於這個民族的。但是我想表達的可能就是一個虛幻的，不現實的東西。比如一個虛假的慶祝，一個虛假的宴會，或者一個虛假的氛圍。」
而萬曉利的作品則相對更具有現實意義。「總的來說就是一種理想的不可實現性——現實與自己理想的相差太遠，最後你往往會產生一種無奈的情緒。這種失落和無奈的情緒應該和我看到的世界有關，理解的世界有關，或者說跟我的性格有關。」萬曉利認為自己的音樂融合了一些民謠和說唱的成分。他借鑒了很多外來的說唱風格音樂元素，而運用民謠這種方式來表達。「有人認為我的說唱風格很像崔健，但我覺得我受他的影響很少，」他說。其實萬曉利的音樂是更具有中國特色的說唱，更具有民間的說唱的概念。
如果把他們二人的音樂風格定義為民謠，那就是把民謠的概念大大拓展了一步。從音樂表現形式上看，小河和萬曉利的作品都是構建在最普通的民謠音樂配置上——木吉他彈唱配以手鼓或手風琴；但從其反映的情緒和內容上看，他們又大膽地跨越了經典民謠的套子。正如小河分析說：「萬曉利的音樂更有黑民謠的特徵，而我的可能不太像民謠。」他們給予民謠這樣的解釋：「民謠應該是一種在民間生活的無知的狀態下創造出來的藝術，這個無知是指對於藝術，或者對於高雅的東西保持一種不介於，不融入的態度，但是它自己恰恰又成為一種獨特的藝術。它是一種民間的不自知的行為，但這個行為具備藝術的價值。」他們用簡單的民謠方式來處理自己的觀念，包括現場錄音的形式，然而在普通的外表下展露的是他們更深刻的內涵。
他們二人的音樂內涵卻有相似的地方。小河認為社會問題根本進入不到他的音樂中。「雖然我也會關注社會的問題，比如在911的時候，我也會憤怒一下，或者高興一下，但是我覺得那些都更理想化。其實我的歌裡最主要的是解決自己的問題。我的歌裡體現的最多的就是人性的弱點——我認為我自己就是一個自以為是的軟弱的人。」
而萬曉利的作品最終表現的也是人性的問題。「我的歌裡可能提到一些社會問題，比如《下崗了》，還有《狐狸》那首歌等，但我並有去太刻意地表達我對社會有什麼不滿。我實際上還是從人性的角度去看這些問題，其實社會的這些問題可能最終還是要歸結到人性上。」
他們的音樂裡在人性方面更多突出的是矛盾，從許多細小的感受到面對生活的迷惑和抉擇，這些人性的矛盾和弱點大多則是從他們自己的生活經歷而來。從一開始把彈琴唱歌作為一種愛好，到最後把在酒吧裡唱歌作為一種職業，其間也有一段較為痛苦的過程。「我們都希望所有的觀眾都能對我們的音樂有所認同，」萬曉利說，「但是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說也就無所謂了，因為這個工作你必須要做。所以有段時間，每天晚上唱完歌的時候是最難受的。」除了認同以外，他們理想中的狀態是一種更直接的交流，或者說是一種「慶祝」。觀眾並不一定要特別嚴肅地聽你唱歌，而是「唱歌的人帶給聽歌的人一種快樂，而聽歌的人也帶給唱歌的人一種激情，在加上是夜晚，又有酒，最後是所有的朋友在一起狂歡」。但在二者之間通常能找到一種折中的方式，能讓聽眾接受，同時也能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。
在萬曉利的作品裡，《走過來，走過去》這首歌則體現出了他的生活狀態，而且也是整張專輯裡最有份量的一首歌。雖然是簡單的六個字，但是涵蓋了人在自我的理想中生存的一種很悲劇的命運。「雖然你自己會覺得很好，也有自己追求的東西，但是無所謂，你的一生其實就是從這走到那，從一個點走到另一個點」。而在小河專輯中，大多數作品都是在現場即興的時候創作的，比如《簡單的道理》，因此他的音樂呈現出非常明顯的無意識色彩。 「甚至有幾首沒有詞的歌」， 小河解釋說：「也是在沒事自己玩的時候出來的東西，沒有加任何雕琢，就是唱了無數遍之後就自己形成的東西。」這種創作手法也加重了這張專輯實驗性的特點。
但是對於這兩張唱片，他們並沒有刻意地為自己的音樂標明一個「民謠回歸」的概念。「這可能是唱片自己具備的能力，但我們自己沒有，」小河說，「因為我們自己沒有選擇生活的權利，我們只是被生活選擇，生活賦予我們意義。」這個意義並不僅僅是他們所說的「就是為了高興，唱歌，又能掙錢」，而從外界的角度來看，他們也是在創造一種新的音樂形式。
雖然生活的真正面目可能就是「走過來，走過去」，但是選擇一直做音樂也正是生活賦予他們的意義。「為什麼我們一直堅持到現在，其實還是由於一些個人的原因——活著的價值體現的最好的方式。」生活中太多的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，為什麼在北京待下來，為什麼做這樣的音樂，一直到為什麼會發行這兩張專輯，甚至包括他們以後還會做什麼事，其實都不是他們所能預料的到的。正如他們說的：「我們沒有選擇生活的權力，我們只是選擇了音樂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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