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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輯名稱：下午的一齣戲
「文化光環是件虛假的事，沒有人知道我的生活其實和一般關在公寓中的人一樣，只不過我寫歌。」
「我的聲音不美，也不准。我之所以唱歌，是因為找不到別人唱我的歌。」
「寫了那麼多台語歌，賣不出去，還要繼續寫下去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可能那是我唯一的表達工具。」
陳明章，圓圓的臉上總是瞇著眼地笑，胖胖的，也不太高，總趿著雙拖鞋，穿件汗衫，背著吉他，像個流浪漢。誰也想不到，他就是當作傳奇的人物，被視為新台灣歌謠的代表，被譽為陳達台灣民謠的繼承人。
陳明章從高中時候就開始玩流行音樂，玩得被留級，而大學考二、三年也沒考上，於是只好去當兵。後來，還成為一個種蘭花的生意人。不過，他大概有些「問題」，放著高利潤的蘭花不種，卻投下心血去做最沒賺頭的「台灣歌」。寫歌幾十年，也沒有象洪榮宏或葉啟田一樣，靠歌大賣。他僅以六百元的吉他一把，為電影《戀戀風塵》做配樂，而贏得台灣影史上第一座國際大獎——法國南特影展最佳配樂獎。
他原是玩西洋熱門音樂的，他自己說道：「我當初創作時，心中常常不平衡，因為心中常想，早期的台灣歌謠這麼好聽，為什麼現在寫不出來，在當時，我玩一些樂器，想著想著就想創作一些動聽的台灣歌謠。」「我是在台灣土生土長的，在童年時期又碰上了歌仔戲、布袋戲最流行的年代，每天看每天學，到最後連鼓怎麼打都學會了。」「做蘭花生意以後，常在台灣四處遊走，因此，這塊土地的人們我非常熟悉。我走向台灣民謠這條路所用的東西，都是老一輩人說的話、所唱的故事，因此，我都能體會他們的心情，其實他們的心情和我的心情都是一樣的，都是悲情台灣。」
有一次，他聽到陳達唱的《思想枝》時，不自覺地掉下淚水，口裡喃喃地念著：「我哪會追得上陳達呢？」陳達那種發自生命本能的創作及歌詠，就如腳下土地所發的芽而長成的樹，豐富多彩而又能令人安靜、清心。陳明章覺得他怎麼努力勃長都是「接枝」的，當他談到台灣文化受到政體圻傷時，總有深沉的怨意，因此，他選擇站在體制之外，與商業體制競爭，拒絕被商品化、庸俗化，在七十年代的政治壓制及白色恐怖下，仍然堅持創作能訴說四十年來台灣人民苦痛與悲喜的歌謠。
所謂「現代台灣歌謠」，陳明章並不像其他歌手(如林強、BABOO、陳升等)以西洋的搖滾、鄉村歌曲、城市民謠或藍調為創作類型，而是用傳統五聲音階的音樂形式來唱出有現代味道的台灣歌謠。琵琶、嗩吶、南胡等樂器常出現在編曲中，即使用了西方的吉他、提琴、豎笛等樂器，演奏出來的樂曲仍然是中國(或者說是台灣)的音樂。例如在《新莊街》中，就用吉他彈了一段南管。此外，他也汲取印度西塔琴及日本作曲家阪本龍一的部分特色，而形成自己獨特的音樂風格。這些對於後來的歌手在編曲樂器的選擇上，多少產生了一些影響。
陳明章創作的台灣歌謠，最大特色就是從民間生活出發。不論戲仔、漁夫、農民、妓女、酒徒、甚或是生意人和公務人員，他從他們的生命經驗取鏡，忠實而生動地反映這個社會。在輕輕地吟唱中，展現的是一個個卑微的人物在面對生命的起伏時，婉然轉身的無奈。陳明章的詞，優美而富文學性，展示了台灣本土語言的文化美學內涵，如《再會吧北投》：「春夜的北投/是酒意/是回憶/是一朵花淪落的風塵/是三分酒意中的溫柔」，簡直就是一首台灣詩詞。但這也許是陳明章的歌較易在校園、知識分子之間流傳，卻無法如他所期待的，廣為一般平民階層的人所接受的緣故吧。
陳明章對於「歌」，是非常謹慎的，寫一首歌的思考準備期可能長達五年甚至十年，像《竹枝詞》就寫了八年多。他自己也說：「我寫歌的原則就是連自己都不掉淚的歌曲絕不發表。」
因此在《下午的一齣戲》、《慶端陽》、《紅目達仔》和《竹枝詞》等歌中，不論是對台灣文化的流失感到悲哀與懷念，或是更深層的對現今社會遺忘歷史、忽視文化的控訴，我們都能找到他歌曲中的感情基礎，而不是徒有懷舊、悲歡的形式而已。這樣的詞曲一面承續了台灣民謠的哀愁特性，一面則超越純個人式的抒懷訴苦，以更寬廣的視野陳述了社會文化與人的困境。
從《抓狂歌》、《現場作品Ⅰ》到《下午的一齣戲》，他所有的音樂無不秉持這一貫的理念；在批判的同時，其實是對人性更深的關懷。於是這齣戲儘管只有淡淡的情緒、感性而不煽情，留給人的卻是最深刻的感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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